吴沈括:《网络安全法》是捍卫网络主权,建设网络强国的金钥匙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吴沈括

编者按:《网络安全法》作为党和政府在网络时代治国理政的法理依据,就像一把金钥匙,开宗明义,开启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新纪元;意义深远,开辟了一条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创新驱动,展示了国家依法治网铸造人类社会福祉的中国胸怀。北京师范大学吴沈括副教授的思考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崭新的战略诠释,对我们推动立法走向执法具有重要价值。

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性法律,备受中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于2016年11月7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颁布,并将于2017年6月1日正式施行。由此开启了我国网络安全立法的新纪元,开辟了一条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毋庸置疑,在新的技术-经济背景下,各种网络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的普及应用,与此同时,国际国内网络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对网络安全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和要求。

一、《网络安全法》开宗明义,开启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新纪元

针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网络安全法》开宗明义,宣示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

在此图景下,《网络安全法》以总计79条的规范篇幅,在厘定网络安全领域中"网络"、“网络运营者”、“网络数据”以及“个人信息”等诸多基本范畴(第七章)的基础上,着力围绕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第二章)、网络运行安全(第三章)、网络信息安全(第四章)、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第五章)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第六章)等重点问题分别以专章做出了系统的规范设计。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今日中国谈及《网络安全法》有着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更为深刻的政策底蕴。

二、《网络安全法》意义深远,开辟了一条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基于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不仅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层面,而且在民众福祉、人权保障乃至国家主权的高度考量网络安全立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不仅重视事后的严格惩处,而且重视事前与事中的预先防范;不仅注重国内制度架构的完善,而且注重国际规范体系的建构。

2015年3月,站在争夺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国际竞争优势的高度,李克强总理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与此相呼应,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并且“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的目标蓝图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则进一步凸显了互联网产业的战略性意义。

时至今日,正是得益于党和国家正确的规划布局以及广大人民不懈的辛勤建设,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新事物为突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呈现全面服务第三产业(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等新领域)之势,并迅速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等)渗透,全新的“国家级新兴战略产业”已然成型。

三、《网络安全法》创新驱动,展示了国家依法治网铸造人类社会福祉的中国胸怀

应当认为,以创新为基因与灵魂的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造着中国社会的存在样态。它不仅颠覆了传统行业固守已久的运作模式,同时也已深刻地融入了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民众福祉的基本前提与重要依托,不容受到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害的威胁。

正是在此意义上,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站在捍卫网络主权、建设网络强国的高度,明确要求落实“六个加快”: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因此,加快推进具有中国气派和全球视野的网络安全法治建设是新时期实现人权保障的重大举措,也是彰显法治建设的重要工作,更是建设网络强国、树立大国形象的重中之重。

体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络安全法》中最值得关注的诸多制度安排,尤其包括: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设,以权利人的同意作为制度设计的中心理念,提升公民权利保障水平(如第40-50条);强化各类平台主体责任,注重以全产业链作为考察和规制的视界,以助益于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如第10-12条);确立网络实名制,将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与提供相关服务相挂钩,从而提高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意识与约束程度(如第24条);惩治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扩大法律实际适用的效力范围进而加强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如第31-39条);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引入临时限制网络通信机制,以国务院作为决策主管机关,进一步改进网络空间内的安全应急处置水平(如第57-58条),等等。

总体而言,相较美国《2015年网络安全法案》以及欧盟2016年《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等同时期域外网络安全立法而言,我国《网络安全法》不仅关注技术应用层面的网络安全,而且注重组织管理层面的网络安全以及在线内容层面的网络安全,可以说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追求和更为宽广的着眼视域。

显然,这一切对于在新时期确保捍卫网络主权,建设网络强国而言将产生根本性的战略意义。

 

2016-12-27 14:59
来源: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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